小时候不知道家族任何故事，从来没有人提过；只是初一学英语时，奶奶给了我一本火柴盒大小的英语字典，说是爷爷用过的，可惜后来遗失了。高一时父亲过世，看到了他留下来的大量老照片，有过很多疑惑。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北宜昌，奶奶很正式地讲给我一些家族故事，才知道太公（曾祖父）徐绥华早在1918年开办了湖北宜昌有名的“浙江老万年银楼”，并要求我作为长房孙辈，去联系徐家其他房后代；同时皈依天主教，延续家族天主教传统，我当时少不更事，也直接拒绝了。直到01年到成都读研究生，有机会和久居成都的大伯常聚，听他讲了很多家族故事，看了更多老照片，才开始对家族有了模糊的记忆。后来到了上海工作，见过了爸爸的表兄表弟，再听他们讲家族故事。家族的记忆才逐渐鲜明起来。但是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后来如何消失，除了家人回忆之外，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佐证，总觉是个憾事。2011年回到宜昌，曾尝试过网络搜索，但除了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之外，所获无多。最近几年通过家人努力，又找到了一些资料，最全的就是1988年12月出版的《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九辑》，李世贵老先生所著的“老万年金店”一文（原文第166-174页），详细说明了老万年金店起家始末，让我有机会找回遗失的家族记忆。现将李老先生的回忆文章录于此，以飨读者。

“老万年”金店

李世贵

宜昌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是民国时期一家有名气的首饰店，由徐绥华一手创办。由于岁月的流逝，现知其详情的人甚少。我是1935年踏入本行业，开始在一家本帮银楼学徒，1938年经人介绍进该金店当“过堂工”，按照行规旧俗我正置一年参师期间（浙帮把参师称为过堂），这样方知一些“老万年”的情况。现就本人记忆所及作一叙述。

开张大吉

徐绥华是浙江宁波人，早年是宜昌盐局的职员，他见浙江帮经营首饰行业的有利可图，遂在宜昌怡和洋行、中央银行几位金兰之友的支持下，共合资1万余元银元，于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在通惠路口（今解放路到环城南路拐弯处）办起了老万年金店。

店铺为水泥结构的四层西式楼房，麻石门面，通惠路和环城南路各开有一扇大门和两个玻璃橱窗，并都装有活动铁栅栏。两扇大门的上方各悬一块大金字招牌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，十分气派；四个橱窗内摆设有许多饰品，如三仙、罗汉、寿星、三角鼎、松鹤、鸡心牌、各种银盾等，其图形精美，栩栩如生。由面临通惠路的正门进入店堂，迎面呈现眼前的是三边环绕着的红木柜台，柜台尽头空间整个用红木屏隔开，木屏上的博古架里放置着一些大件银饰品，店堂布置得富丽堂皇。店堂左右为人行过道，并放有坐椅茶几，便利顾客休息之用。木屏的后面设有库房和化金分金的炉坊，底面积约为百余平方米。右边楼梯上楼分别有厨房、饭厅及店员工人寝室，一个大间加工首饰的作坊，一小间金饰套色房。再上楼是徐绥华家属寝室。

老万年开张伊始就把牌头打响，使同行撼动。徐绥华何以使得老万年金店一鸣惊人的呢？他筹集的资金自有巧妙的安排，其中将银元约8000元用以建房和店内外布置，还拿出部分钱作为开张费办酒席，邀请了不少商界头面人物，银行、钱庄、洋行的首脑及同业的部分人，酒席筵中谈笑之间为今后的生意打通渠道，又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；剩下的钱存入银行，店内的资金周转通过银行透支。开业之初常有大宗金饰收进，徐绥华采取不用现金支付，而是让卖主持本店的支票去银行取款，这在外人看来，是非一般店铺所能为之的。这种方式一直沿用下来。

经营之道

老万年自开业到三十年代兴盛时期时，宜昌从事金银首饰业（又称银楼业）的已发展到33家（1936年统计数），分为宜昌本帮、江西帮和浙江帮。在这33家中，有29家本帮和江西帮，他们大多是以经营银饰为主，金饰兼之，而老万年与同震、丹凤、老天宝这4家浙江帮金店，合占了宜昌的金饰市场。老万年虽在橱窗里摆设的是银饰大件，经营的却是金饰。金银饰品在当时已深入民间，大户人家不说，一般人家子女婚嫁都要购置几件首饰。无论是购买还是交兑首饰，人们都愿进大店，因为大店花色新，做工精良，成色给的足。这正是老万年的特点，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老万年享有较高的声誉。

老万年在经营业务上，徐绥华自然是胸有城府，他致力于精工制作金饰品，做好做活门售生意，就是有条金也不出售，不搞买空卖空，避免黄金市场忽涨忽落的风险。他要求柜上店员对顾客要和气，有问必答，百挑不厌，力争把每一桩生意做成。他本人与店员同甘共苦，每天最早起床，亲自打开板门，坐在铁栏门前看报，随之去了解市场行情，掌握信息。到晚上还要参与查验当天收进的金饰，成色不足的则令本店炉坊提炼十足，才交作坊制作，绝不允许顾惜成本而自毁信誉。

金店是挂牌营业，每日都由本行业同业公会根据黄金市场行情，统一制定价格，包括黄金收进价和卖出价。那时金价比较稳定，一般一两金值90到110元之间。老万年店堂内挂有价目牌，上写“今日金价”，标明进价多少，售价多少。差价通常是10元。比如收进100元，卖出则应是110元，这是本行业约定俗成的规定。但徐老板有时也予以适当调整，他善于观察行情变化，当收进多而售出少，说明金价看跌，就降低牌价的1至2元卖出；若买出多，而卖主少，则说明金价看涨，他就关照柜台只卖小份量的金饰，以应酬门面，既维护声誉，又可防止抢购。当然徐老板并不担心黄金原料的不足，因其有洋行、银行朋友的支持，即使需要也可由他们帮助解燃眉之急。加上平时有同业小店来转卖时，适当提高当日进价，这样给小店一些好处，建立起感情，以广招金源。但二三十年代黄金生意是有进有出的繁盛时期，老万年金店大多数年份总是平衡有余的。它每年门售金饰一般在2000两以上，这样纯按进出差价计，就可得毛利约2万元。再加上有余的部分以及金饰的手工活费（下面将表述），盈利极其丰厚。

金店在出售金饰时，是分份量活和手工活计价的。所谓份量活计价，即秤好饰品的重量，按当时牌价计算金价。但有些饰品是还要加算工钱的，即收手工活费。老万年金店规定，金戒指、耳环、手镯等只按份量活计价，不加收手工费；刻字戒（刻有私章的戒指）、镶嵌珠宝钻石戒、鸡心盒项链（鸡心盒做有精巧的弹簧门，内可镶相片）等，以及买主指定的花样饰品，除按重量计价外，还要根据其工艺繁简另收手工活费。有些镶嵌宝石的金饰品，如胸花、扣花等的手工费甚至超过本身金值1至3倍。老万年店堂内挂有价目表，上面所标各种金饰物价格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合理制定的，这样明码标价，可供顾客放心选择。另外徐绥华始终坚持按成色计价，不搞欺骗，像做镶嵌金饰就不能用纯金，因纯金质地柔软，需用九成金才能保持成形，故老万年金店在饰物上都打印有成色标记。

用纯金做的就打印“上上足赤”；用九成金做的就打印“九成”。老万年讲究货真价实，因此生意蒸蒸日上，收益丰盈，到三十年代末期，已拥有黄金底货约1500两。

抗战军兴，1939年政府当局实行对黄金封锁，禁止流通，宜昌随之行动，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金店银楼的库房查封，账目查存。接着发布通告，金货专收禁卖，唯委老万年金店以官方名义收购黄金，经提炼十足化成条金后，送交宜昌的中央银行。中央银行与徐绥华谈好了具体办法，把老万年的库房金饰对账查存，交银行作押，店内使用专用支票收金，老万年可提取10%的手续费。此后，老万年金店挂牌只写“今日金价：收进120元”，再无卖出价。有一天宜昌县长带着女儿女婿坐车到老万年，要给做一对结婚戒指。徐绥华以政府有令不可售金而婉言谢绝了。当时我们见他连“父母官”都不给点面子，既惊诧又对其敬佩。

人员管理

老万年店内雇有店员和工人20余人，分店堂和作坊两个部门。店堂人员专门负责门市营业，柜台内有账房先生、店员和学徒五六人；作坊工人是制作和加工金饰的，计有“包作”师傅(俗称工头）和套色师傅各一人，另有工人徒弟五六人；还有大师傅（厨师）、二师傅（勤杂工）、奶妈和家庭教师等。这些人员中除管事、账房、包作师傅、家庭教师是徐老板的同乡外，其余都是外帮人。浙江帮历来是以帮口紧著称，特别是首饰业更为保守，从不让外帮人知道其底细，徐老板却很开明，不为旧商场的陋习所束缚，破格录用外帮人，尽其所能。

老万年的高级职员是管事和账房先生，他们是老板的重要助手。管事是店铺的经理，能代徐老板全盘管理店务，比如人事上的雇与辞，财务收支账目和经营决策事宜等。账房先生则负责发付金料给包作师傅，并验收包作师傅交上来的金饰品，秤出每件饰品的重量，贴上标记并编号，用纸包好并登记入库。账房先生就坐在柜台中央，他有一个特制的办公桌，上有很多小抽屉，每天开门前他从库房拿出金饰放在屉内，由店员向账房领取售货，当日售出的将号纸交给账房先生，未售的连原包退回，以清手续。打烊后账房先生把售出的金饰在账簿上逐一销号。每到月末全店集中人力盘货，由账房先生发给店堂和作坊各人员薪金。

柜台店员不仅接待顾客买货，还要收购旧金饰。有经验的店员能凭眼力看出金饰的大致成色，准确计价由所备的考金石和对金牌验成色。老万年金店柜台里有一副60枚的金牌，范围从对成（50%）到九九（99%）。具体办法是用考金石磨出金饰原金的颜色，再拿成色相近的对金牌与之比较便可鉴别。店内订有柜台责任制，收进的金饰要在包纸上写明重量、成色和经手人姓名。经管事复查，发现成色有差错的，要由经手人赔偿，因而店员在验金时候，格外小心，不敢马虎。

作坊是由包作师傅负责具体管理，如分配作活，指导工艺，添置工具等。他领取金料后，把要做的首饰分配到工人去做，做好了以后便汇总交给账房先生入库。分配作活一般是把工艺复杂、做工精细的分给技术高的工人，如镶嵌戒指、鸡心盒、扣花等；技术欠佳的做普通的金饰。包作师傅的手艺是出众的，且经验丰富，常指导个人操作，因此老万年的首饰在式样和质量上是很受顾客信赖。包作师傅还负责带徒，教手工操作的技能。学徒所学的基本功有练写字、绘画，以便在饰物上刻字画；为有化金吹风之功夫，还得练习吹水，即用化金的专用吹管对着一碗水吹气，要使水面不停旋转，练就换气自如，风力平稳才算到家。作坊里也有严格的规定，做成的金饰上除打印有成色外，还要打印“戊老万年华”的标志和制作者的名字，“戊”为店铺开业年号，“华”为老板名字，制作人的名字，比如我做的就打上一个“贵”字。这样若谁做的饰物欠成色，或质量差，就得由谁赔偿，责任分明。

店堂和作坊分工不同，待遇也不一样。店堂人员的月薪从30至40不等，年终还有红利可分；作坊工人不参加分红，月薪也只有15元至30元，但有另外两项收入。一是夜作费，因普通戒指很俏销，作坊常要加夜班，店里以计件结算工钱，做一枚戒指可得一角钱，每一个月的夜作费总要拿四五十元。二是可得到厘头金。所谓“厘头金”，即店内规定按作坊制作金饰的重量，每两可提得一分，当时门市售金每月都超过百两，生意好时在200两以上，这样作坊可得1至2两黄金，包作师傅再按各人的技能和制作量权衡补贴大家，多少不等。作坊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财路，就是把每天作坊里扫地的渣滓集中存放，到一定时候卖给炉坊（专门从事分金炉的业户），收入归作坊学徒。

在三十年代后期，徐绥华虽年逾六旬，并在商界享有一定声誉，可他仍勤俭办店，以身作则。全店人员，包括徐的家属一律同等开饭，子女不准特殊。早餐稀饭，中晚餐干饭，四菜一汤，遇夜作有夜餐，逢农节（二十四节气）加餐。店员家里要急用，如红白喜事，徐都乐于解囊，并不计还。故员工们虽每天与金银贵物打交道，但都能洁身自好，守规矩，从未发生过不端之事。

重整旗鼓

1940年5月我军与日军在鄂北作战，到6月上旬日军长驱直入，宜昌形势更显紧张。一天徐绥华把老万年所有售金的金饰化成的条金送到中央银行。晚上他召集全店人员说，接中央银行通知，店里所交的条金和作押的黄金，由他们送往巴东，鉴于目前局势紧张，宜昌沦陷近在咫尺，我们也只得解散各自安排。接着给每人发了解散费，当时我拿到的是200元，相当于黄金1.5两。第二天徐买了10石米，留给一个二师傅和一个学徒守店用，有几千两银子存在店里，1千两黄金分别存放到了天主堂和怡和洋行朋友那里，便携家属去了万县，我们各自逃难。

1946年，徐绥华从万县回来时，宜昌已有大小金银首饰店20多家，仅通惠路就有七八家，并且形成以本帮为首的局面。因本帮的小店业主在宜昌沦陷后，大多逃亡到三斗坪、茅坪，1943年6月当局明令开放黄金，允许自由买卖，这样本帮的小银楼如雨后春笋在三茅两坪争相兴起，也发了一些“国难财”。徐老板深感今非昔比，几家浙帮大金店也是“黄鹤知何去”，自己四层楼的店铺在日军占领宜昌时已毁了，几千两银子当然是一两不剩，且就在自己的原址上冒出了个“合记老万年金店”，以及通惠路的中山路口原浙江丹凤金店址（现海鸥百货商店），也挂起了“正记老万年金店”的牌子，这两家老万年金店形成咄咄逼人之势。我这时在本帮“老天宝”店当店员，徐绥华找到我要我帮他在原店址附近搞一门面立足，重整旗鼓。于是经我联系，徐把随身所带的钱将原址对面（即通惠路与环城东路转弯处）别人正在施工的一幢房子买下，条件是另给他们找地方建房，为此也花了不少钱。

复业需要钱，原在中央银行的押金又不能取回，徐绥华只得把建房委托我照管，他自己只身去上海寻找天主堂和怡和洋行的人，以便要回那两笔存金。去了很长时间才回来，但只得到天主堂所存的500两黄金。这笔数目对战后宜昌的首饰业户来说，也算够可观的了。作为他重新开业的一点本钱。房子建成，一楼一底，规模比原来少了许多，但浙江老万年金店毕竟又在通惠路口开业了。

这时店内有上10人，柜上有店员4人，我进了柜台；作坊有3人，两个师傅，一个徒弟，没有专门套色师傅，徐绥华自兼管事，有时也站柜台，账房由其子徐多禄担任。由于战后的法币贬值，物价暴涨，黄金市价每两8万元升到10万元，倒1947年陡涨到接近百万元。货币一再贬值，一些大户经商都以金条代替钞票，因黄金比纸币更可靠。随之而来的是抢购黄金风潮，很多商人和首饰业主便做倒卖黄金的投机生意，有的获得暴利，有的破产倒闭。滨江路一家香烟老板杨明典，在重庆买回10两条金全是冒牌货，令其叫苦不迭。面对人们对黄金的疯狂崇拜，徐老板头脑非常清醒，他不赶这种热门的投机买卖，仍坚持他专营金饰的正当生意，虽然在经营能力上不如从前，但浙江老万年的牌头信誉不减当年。

1949年2月，据传解放大军逐渐向宜昌逼近，当局强迫疏散人口，市面十分紧张，徐绥华担心散兵游勇对店铺抢劫，于是给店员工人发了解散费，老万年再次解散，也就是它的最后结束。

（说明：老万年解散后，为了生计，太公在金店原址（现湖北宜昌时代广场）开办了“松鹤村酒楼”，酒楼后公私合营，又转为国营，经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拆迁为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