遗失的家族记忆-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
2021-9-4
来源: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九辑
点击数: 715          作者:李世贵
  • 小时候不知道家族任何故事,从来没有人提过;只是初一学英语时,奶奶给了我一本火柴盒大小的英语宜昌市文史资料-老万年金店字典,说是爷爷用过的,可惜后来遗失了。高一时父亲过世,看到了他留下来的大量老照片,有过很多疑惑。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北宜昌,奶奶很正式地讲给我一些家族故事,才知道太公(曾祖父)徐绥华早在1918年开办了湖北宜昌有名的“浙江老万年银楼”,并要求我作为长房孙辈,去联系徐家其他房后代;同时皈依天主教,延续家族天主教传统,我当时少不更事,也直接拒绝了。直到01年到成都读研究生,有机会和久居成都的大伯常聚,听他讲了很多家族故事,看了更多老照片,才开始对家族有了模糊的记忆。后来到了上海工作,见过了爸爸的表兄表弟,再听他们讲家族故事。家族的记忆才逐渐鲜明起来。但是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究竟是什么样子,后来如何消失,除了家人回忆之外,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佐证,总觉是个憾事。2011年回到宜昌,曾尝试过网络搜索,但除了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之外,所获无多。最近几年通过家人努力,又找到了一些资料,最全的就是1988年12月出版的《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九辑》,李世贵老先生所著的“老万年金店”一文(原文第166-174页),详细说明了老万年金店起家始末,让我有机会找回遗失的家族记忆。现将李老先生的回忆文章录于此,以飨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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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老万年”金店


     李世贵


    宜昌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是民国时期一家有名气的首饰店,由徐绥华一手创办。由于岁月的流逝,现知其详情的人甚少。我是1935年踏入本行业,开始在一家本帮银楼学徒,1938年经人介绍进该金店当“过堂工”,按照行规旧俗我正置一年参师期间(浙帮把参师称为过堂),这样方知一些“老万年”的情况。现就本人记忆所及作一叙述。

    开张大吉


    徐绥华是浙江宁波人,早年是宜昌盐局的职员,他见浙江帮经营首饰行业的有利可图,遂在宜昌怡和洋行、中央银行几位金兰之友的支持下,共合资1万余元银元,于民国七年(1918年)在通惠路口(今解放路到环城南路拐弯处)办起了老万年金店。

    浙江老万年创始人-徐绥华店铺为水泥结构的四层西式楼房,麻石门面,通惠路和环城南路各开有一扇大门和两个玻璃橱窗,并都装有活动铁栅栏。两扇大门的上方各悬一块大金字招牌“浙江老万年金店”,十分气派;四个橱窗内摆设有许多饰品,如三仙、罗汉、寿星、三角鼎、松鹤、鸡心牌、各种银盾等,其图形精美,栩栩如生。由面临通惠路的正门进入店堂,迎面呈现眼前的是三边环绕着的红木柜台,柜台尽头空间整个用红木屏隔开,木屏上的博古架里放置着一些大件银饰品,店堂布置得富丽堂皇。店堂左右为人行过道,并放有坐椅茶几,便利顾客休息之用。木屏的后面设有库房和化金分金的炉坊,底面积约为百余平方米。右边楼梯上楼分别有厨房、饭厅及店员工人寝室,一个大间加工首饰的作坊,一小间金饰套色房。再上楼是徐绥华家属寝室。

    老万年开张伊始就把牌头打响,使同行撼动。徐绥华何以使得老万年金店一鸣惊人的呢?他筹集的资金自有巧妙的安排,其中将银元约8000元用以建房和店内外布置,还拿出部分钱作为开张费办酒席,邀请了不少商界头面人物,银行、钱庄、洋行的首脑及同业的部分人,酒席筵中谈笑之间为今后的生意打通渠道,又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;剩下的钱存入银行,店内的资金周转通过银行透支。开业之初常有大宗金饰收进,徐绥华采取不用现金支付,而是让卖主持本店的支票去银行取款,这在外人看来,是非一般店铺所能为之的。这种方式一直沿用下来。 

    经营之道


    老万年自开业到三十年代兴盛时期时,宜昌从事金银首饰业(又称银楼业)的已发展到33家(1936年统计数),分为宜昌本帮、江西帮和浙江帮。在这33家中,有29家本帮和江西帮,他们大多是以经营银饰为主,金饰兼之,而老万年与同震、丹凤、老天宝这4家浙江帮金店,合占了宜昌的金饰市场。老万年虽在橱窗里摆设的是银饰大件,经营的却是金饰。金银饰品在当时已深入民间,大户人家不说,一般人家子女婚嫁都要购置几件首饰。无论是购买还是交兑首饰,人们都愿进大店,因为大店花色新,做工精良,成色给的足。这正是老万年的特点,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,老万年享有较高的声誉。浙江老万年支票

    老万年在经营业务上,徐绥华自然是胸有城府,他致力于精工制作金饰品,做好做活门售生意,就是有条金也不出售,不搞买空卖空,避免黄金市场忽涨忽落的风险。他要求柜上店员对顾客要和气,有问必答,百挑不厌,力争把每一桩生意做成。他本人与店员同甘共苦,每天最早起床,亲自打开板门,坐在铁栏门前看报,随之去了解市场行情,掌握信息。到晚上还要参与查验当天收进的金饰,成色不足的则令本店炉坊提炼十足,才交作坊制作,绝不允许顾惜成本而自毁信誉。金店是挂牌营业,每日都由本行业同业公会根据黄金市场行情,统一制定价格,包括黄金收进价和卖出价。那时金价比较稳定,一般一两金值90到110元之间。老万年店堂内挂有价目牌,上写“今日金价”,标明进价多少,售价多少。差价通常是10元。比如收进100元,卖出则应是110元,这是本行业约定俗成的规定。但徐老板有时也予以适当调整,他善于观察行情变化,当收进多而售出少,说明金价看跌,就降低牌价的1至2元卖出;若买出多,而卖主少,则说明金价看涨,他就关照柜台只卖小份量的金饰,以应酬门面,既维护声誉,又可防止抢购。当然徐老板并不担心黄金原料的不足,因其有洋行、银行朋友的支持,即使需要也可由他们帮助解燃眉之急。加上平时有同业小店来转卖时,适当提高当日进价,这样给小店一些好处,建立起感情,以广招金源。但二三十年代黄金生意是有进有出的繁盛时期,老万年金店大多数年份总是平衡有余的。它每年门售金饰一般在2000两以上,这样纯按进出差价计,就可得毛利约2万元。再加上有余的部分以及金饰的手工活费(下面将表述),盈利极其丰厚。

    金店在出售金饰时,是分份量活和手工活计价的。所谓份量活计价,即秤好饰品的重量,按当时牌价计算金价。但有些饰品是还要加算工钱的,即收手工活费。老万年金店规定,金戒指、耳环、手镯等只按份量活计价,不加收手工费;刻字戒(刻有私章的戒指)、镶嵌珠宝钻石戒、鸡心盒项链(鸡心盒做有精巧的弹簧门,内可镶相片)等,以及买主指定的花样饰品,除按重量计价外,还要根据其工艺繁简另收手工活费。有些镶嵌宝石的金饰品,如胸花、扣花等的手工费甚至超过本身金值1至3倍。老万年店堂内挂有价目表,上面所标各种金饰物价格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合理制定的,这样明码标价,可供顾客放心选择。另外徐绥华始终坚持按成色计价,不搞欺骗,像做镶嵌金饰就不能用纯金,因纯金质地柔软,需用九成金才能保持成形,故老万年金店在饰物上都打印有成色标记。用纯金做的就打印“上上足赤”;用九成金做的就打印“九成”。老万年讲究货真价实,因此生意蒸蒸日上,收益丰盈,到三十年代末期,已拥有黄金底货约1500两。

    抗战军兴,1939年政府当局实行对黄金封锁,禁止流通,宜昌随之行动,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金店银楼的库房查封,账目查存。接着发布通告,金货专收禁卖,唯委老万年金店以官方名义收购黄金,经提炼十足化成条金后,送交宜昌的中央银行。中央银行与徐绥华谈好了具体办法,把老万年的库房金饰对账查存,交银行作押,店内使用专用支票收金,老万年可提取10%的手续费。此后,老万年金店挂牌只写“今日金价:收进120元”,再无卖出价。有一天宜昌县长带着女儿女婿坐车到老万年,要给做一对结婚戒指。徐绥华以政府有令不可售金而婉言谢绝了。当时我们见他连“父母官”都不给点面子,既惊诧又对其敬佩。

    人员管理


    老万年店内雇有店员和工人20余人,分店堂和作坊两个部门。店堂人员专门负责门市营业,柜台内有账房先生、店员和学徒五六人;作坊工人是制作和加工金饰的,计有“包作”师傅(俗称工头)和套色师傅各一人,另有工人徒弟五六人;还有大师傅(厨师)、二师傅(勤杂工)、奶妈和家庭教师等。这些人员中除管事、账房、包作师傅、家庭教师是徐老板的同乡外,其余都是外帮人。浙江帮历来是以帮口紧著称,特别是首饰业更为保守,从不让外帮人知道其底细,徐老板却很开明,不为旧商场的陋习所束缚,破格录用外帮人,尽其所能。

    老万年的高级职员是管事和账房先生,他们是老板的重要助手。管事是店铺的经理,能代徐老板全盘管理店务,比如人事上的雇与辞,财务收支账目和经营决策事宜等。账房先生则负责发付金料给包作师傅,并验收包作师傅交上来的金饰品,秤出每件饰品的重量,贴上标记并编号,用纸包好并登记入库。账房先生就坐在柜台中央,他有一个特制的办公桌,上有很多小抽屉,每天开门前他从库房拿出金饰放在屉内,由店员向账房领取售货,当日售出的将号纸交给账房先生,未售的连原包退回,以清手续。打烊后账房先生把售出的金饰在账簿上逐一销号。每到月末全店集中人力盘货,由账房先生发给店堂和作坊各人员薪金。

    柜台店员不仅接待顾客买货,还要收购旧金饰。有经验的店员能凭眼力看出金饰的大致成色,准确计价由所备的考金石和对金牌验成色。老万年金店柜台里有一副60枚的金牌,范围从对成(50%)到九九(99%)。具体办法是用考金石磨出金饰原金的颜色,再拿成色相近的对金牌与之比较便可鉴别。店内订有柜台责任制,收进的金饰要在包纸上写明重量、成色和经手人姓名。经管事复查,发现成色有差错的,要由经手人赔偿,因而店员在验金时候,格外小心,不敢马虎。

    作坊是由包作师傅负责具体管理,如分配作活,指导工艺,添置工具等。他领取金料后,把要做的首饰分配到工人去做,做好了以后便汇总交给账房先生入库。分配作活一般是把工艺复杂、做工精细的分给技术高的工人,如镶嵌戒指、鸡心盒、扣花等;技术欠佳的做普通的金饰。包作师傅的手艺是出众的,且经验丰富,常指导个人操作,因此老万年的首饰在式样和质量上是很受顾客信赖。包作师傅还负责带徒,教手工操作的技能。学徒所学的基本功有练写字、绘画,以便在饰物上刻字画;为有化金吹风之功夫,还得练习吹水,即用化金的专用吹管对着一碗水吹气,要使水面不停旋转,练就换气自如,风力平稳才算到家。作坊里也有严格的规定,做成的金饰上除打印有成色外,还要打印“戊老万年华”的标志和制作者的名字,“戊”为店铺开业年号,“华”为老板名字,制作人的名字,比如我做的就打上一个“贵”字。这样若谁做的饰物欠成色,或质量差,就得由谁赔偿,责任分明。

    浙江老万年由徐绥华创立于1918年于湖北宜昌店堂和作坊分工不同,待遇也不一样。店堂人员的月薪从30至40不等,年终还有红利可分;作坊工人不参加分红,月薪也只有15元至30元,但有另外两项收入。一是夜作费,因普通戒指很俏销,作坊常要加夜班,店里以计件结算工钱,做一枚戒指可得一角钱,每一个月的夜作费总要拿四五十元。二是可得到厘头金。所谓“厘头金”,即店内规定按作坊制作金饰的重量,每两可提得一分,当时门市售金每月都超过百两,生意好时在200两以上,这样作坊可得1至2两黄金,包作师傅再按各人的技能和制作量权衡补贴大家,多少不等。作坊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财路,就是把每天作坊里扫地的渣滓集中存放,到一定时候卖给炉坊(专门从事分金炉的业户),收入归作坊学徒。

    在三十年代后期,徐绥华虽年逾六旬,并在商界享有一定声誉,可他仍勤俭办店,以身作则。全店人员,包括徐的家属一律同等开饭,子女不准特殊。早餐稀饭,中晚餐干饭,四菜一汤,遇夜作有夜餐,逢农节(二十四节气)加餐。店员家里要急用,如红白喜事,徐都乐于解囊,并不计还。故员工们虽每天与金银贵物打交道,但都能洁身自好,守规矩,从未发生过不端之事。  

    重整旗鼓


    1940年5月我军与日军在鄂北作战,到6月上旬日军长驱直入,宜昌形势更显紧张。一天徐绥华把老万年所有售金的金饰化成的条金送到中央银行。晚上他召集全店人员说,接中央银行通知,店里所交的条金和作押的黄金,由他们送往巴东,鉴于目前局势紧张,宜昌沦陷近在咫尺,我们也只得解散各自安排。接着给每人发了解散费,当时我拿到的是200元,相当于黄金1.5两。第二天徐买了10石米,留给一个二师傅和一个学徒守店用,有几千两银子存在店里,1千两黄金分别存放到了天主堂和怡和洋行朋友那里,便携家属去了万县,我们各自逃难。

    1946年,徐绥华从万县回来时,宜昌已有大小金银首饰店20多家,仅通惠路就有七八家,并且形成以本帮为首的局面。因本帮的小店业主在宜昌沦陷后,大多逃亡到三斗坪、茅坪,1943年6月当局明令开放黄金,允许自由买卖,这样本帮的小银楼如雨后春笋在三茅两坪争相兴起,也发了一些“国难财”。徐老板深感今非昔比,几家浙帮大金店也是“黄鹤知何去”,自己四层楼的店铺在日军占领宜昌时已毁了,几千两银子当然是一两不剩,且就在自己的原址上冒出了个“合记老万年金店”,以及通惠路的中山路口原浙江丹凤金店址(现海鸥百货商店),也挂起了“正记老万年金店”的牌子,这两家老万年金店形成咄咄逼人之势。我这时在本帮“老天宝”店当店员,徐绥华找到我要我帮他在原店址附近搞一门面立足,重整旗鼓。于是经我联系,徐把随身所带的钱将原址对面(即通惠路与环城东路转弯处)别人正在施工的一幢房子买下,条件是另给他们找地方建房,为此也花了不少钱。

    复业需要钱,原在中央银行的押金又不能取回,徐绥华只得把建房委托我照管,他自己只身去上海寻找天主堂和怡和洋行的人,以便要回那两笔存金。去了很长时间才回来,但只得到天主堂所存的500两黄金。这笔数目对战后宜昌的首饰业户来说,也算够可观的了。作为他重新开业的一点本钱。房子建成,一楼一底,规模比原来少了许多,但浙江老万年金店毕竟又在通惠路口开业了。

    宜昌松鹤村酒楼(浙江老万年原址)





    这时店内有上10人,柜上有店员4人,我进了柜台;作坊有3人,两个师傅,一个徒弟,没有专门套色师傅,徐绥华自兼管事,有时也站柜台,账房由其子徐多禄担任。由于战后的法币贬值,物价暴涨,黄金市价每两8万元升到10万元,倒1947年陡涨到接近百万元。货币一再贬值,一些大户经商都以金条代替钞票,因黄金比纸币更可靠。随之而来的是抢购黄金风潮,很多商人和首饰业主便做倒卖黄金的投机生意,有的获得暴利,有的破产倒闭。滨江路一家香烟老板杨明典,在重庆买回10两条金全是冒牌货,令其叫苦不迭。面对人们对黄金的疯狂崇拜,徐老板头脑非常清醒,他不赶这种热门的投机买卖,仍坚持他专营金饰的正当生意,虽然在经营能力上不如从前,但浙江老万年的牌头信誉不减当年。

    1949年2月,据传解放大军逐渐向宜昌逼近,当局强迫疏散人口,市面十分紧张,徐绥华担心散兵游勇对店铺抢劫,于是给店员工人发了解散费,老万年再次解散,也就是它的最后结束。

    (说明:老万年解散后,为了生计,太公在金店原址(现湖北宜昌时代广场)开办了“松鹤村酒楼”,酒楼后公私合营,又转为国营,经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拆迁为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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